遗祸无穷说濮议:台谏为之一空,执政被攻讦罢职,还坑了宋神宗

时间:2023-11-06 来源:未知 点击: 517

在礼制和情感之间,宋朝皇帝堪称历代帝王中最为克己复礼的典范,和汉唐明清诸朝相比较,宋朝也是最尊重礼法、最受礼法约束的王朝,能够把皇权约束到礼法中,自然是一种进步。

一般来说,礼法的根本在于宗法,尊重宗法就表示接受礼法的束缚,如果皇帝们都能受礼法的约束,那么,皇权就很容易被关进礼法做成的笼子里。

问题是,没有几个皇帝愿意做一个畏法的人,更多时候会出现皇权凌驾在礼法之上的事,而皇帝带头践踏礼法,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淫威、实现君主的度才罢了,毕竟,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文治武功去建立功业。

所以,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统性,很多皇帝都喜欢拿宗法礼制说事,特别是那些得位不太正、或者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们,就更喜欢通过尊崇本生和祭祀祖宗来表明自己的合法性。

按照为人后者为人子、不能复顾私亲的宗法原则,过继大宗的小宗都要降等所生的恩义,去尽心奉事所后(继)的大宗,但,这并不是每个过继子都能做到的,因而就出现小宗子过度尊崇本生的现象。

随着帝制皇权的不断加强,小宗皇帝就更容易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,比如汉宣帝、宋英宗还只能把生父称亲,到明世宗就能把身为臣子的亲爹称宗入庙凌驾在武宗之上。

当然,这并不表明后者能力比前者强硬,只不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、环境不同,最重要的是,是皇帝本人的道德底线也不同,前者要脸、后者太不要脸罢了。

所以说,与其说小宗过继大宗的皇帝们放不下对亲生的血缘亲情,不如说是一朝得志必须光耀家门、如不尊崇亲生就犹如锦衣夜行的暴发户心理在作祟。

用现代的眼光看,封建社会搞的濮议、大礼议只是对皇帝亲生父母称谓和封赠问题的讨论,对现实好像没有什么意义,但真这样想,就忽略了封建社会是以宗法礼制为基石的事实,如果礼制可以任意颠覆践踏,整个社会的纲纪也就很容易被破坏。

在皇权膨胀的明朝,明世宗仗着自己活得久、在位长,能让自己的亲爹称宗入庙,但在皇权受约束的宋朝,宋英宗只为了把自己亲爹叫爹,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实现。

而正是因为英宗闹濮议,给大宋朝留下无穷的祸患,和执政官交锋的台谏官全体被贬,严重影响北宋集团内部的团结和平衡,在此后,台谏官逐渐沦为执政或皇帝的爪牙,再不见真、仁时代监督皇权和政府的良好风气。

濮议事件能够引起台谏官和执政官的交锋,主要原因就是双方的观点不同,执政官是从人性、亲情入手,注重个人情感;台谏官则从宗法礼制入手,注重礼法,简单说就是情与礼的冲突纠葛。

如果按照执政的观点,英宗可以称亲爹为皇考,这满足了英宗对亲爹的孝心,但对于他所继承的仁宗来说,实在不公平,也践踏了传承至今的宗法礼制。

但要搞清楚一点,韩琦、欧阳修并不敢真的无视礼法去尊崇濮王,去把濮王冠上帝皇称号,称宗入庙,他们不敢,他们只是对传统礼仪和血缘亲情兼顾了一下,变通了一点。

平心而论,执政的行为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,毕竟,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,不管什么都会随着时代的进步、与时俱进的有所演变。

如果按照台谏官的观点,也的确维护了大宗的利益,突出了礼法,但却摒弃了礼法中存在的人性基础,有失人情,对小宗本生来说,则过于薄情了。

正是因为台谏官在死守教条、坚守礼性之余,对英宗和濮王的血缘亲情以及人性过于忽视,有点呆板不通融,才成为执政官反驳的借口。

执政和台谏双方都承认英宗父子的天性至亲,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是谁也无法剥夺的,台谏偏重礼,执政则偏重情,台谏占领道德大义的高地,执政则拥有权力,两虎相争必有一伤,所以,辩论到最后,自然就发展到人身和道德的攻击,最终演变成党争并遗祸后世。

······

司马光曾对英宗发出过灵魂拷问:仁宗在就以仁宗为父,仁宗不在就以濮王为亲?未免太反复无常了吧?

这个拷问让皇帝和执政都没法接,但在几百年后,却被王夫之批评:如果英宗在没当天子时认亲爹,当上天子了就不认亲爹?这未免也太见利忘恩点,简直与禽兽无疑了。

单从字面意思看,好像王夫之驳倒了司马光,但以猴格浅见,王夫之的批评并没有依据,不过是欺负古人不能回复他罢了。

台谏官为何坚持反对尊崇濮王?那是因为英宗的过继是事实,他在过继给仁宗那一刻起,不管是从宗法上,还是社会性的权利义务上,都已经和亲爹断绝关系,王夫之谈什么当了天子就不认亲爹,这不是辩驳,而是不讲理了。

宋朝的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有很多案例记载,亲儿子不孝顺被父母告官,就会失去继承父母财产的资格,过继子就更是如此了,如果为人后,还顾其私亲,不但不能继承嗣父家的产业,还会被勒令归宗的。

所以说,在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父亲的情况下,英宗想称濮王为皇考,阻力的确很大。但基于人情角度去考虑,真把濮王放置在与其他宗亲同等位置上,对濮王来讲也有失恭敬,毕竟古代的观念,子女飞黄腾达必定要荣耀父母,而生育圣子、贤女就是身为父母最大的功德,濮王的地位自然需要抬一抬。

这时候就显出程颐的理论,把礼法和人情兼顾结合,为濮王另立宗统,成为濮国始祖大宗,地位低于皇权而高于其他宗室,这样既满足英宗的情感需求,又没有违背宗法礼制。

和欧阳修、司马光的观点相比,程颐的理论就属于与时俱进的新兴思想,从宋朝之后,他这个理论就得到广泛的认可,明朝闹大礼议时,群臣就引用程说,建议明世宗尊崇生父为兴国大王。

到了清朝,程颐的理论更被夸赞,光绪入继后,本生父醇王的待遇就是从程颐的理论演变而来,既不轻视所生,也没有打乱所统,恩义两全,名实俱正,可为万世为人后者大公至正之常法。

······

濮议虽然在表面上是属于皇帝的胜利,但实际上,对于执政、台谏和国家来说,都是巨大的伤害,台谏官的七名骨干,司马光调离谏院,吕诲等六人被贬出京;执政在神宗即位后也逐渐被清理出朝廷,大宋朝的国家体制也被破坏。

特别是欧阳修在被蒋之奇、彭思永攻讦时,了解他为人的司马光、范纯仁、吕公著等等,没有一个为他讲话,都在袖手旁观,坐视蒋之奇诬陷诋毁欧阳修。想像一下才高志远的欧阳修当时的狼狈难堪和痛心绝望吧,让猴格都不禁为之心有戚戚。

司马光们难道支持、赞同蒋之奇吗?不,他们对蒋之奇的为人和行为是鄙视的,但是,尽管他们知道欧阳修是被诬陷的,蒋之奇是卑劣的,但仍然选择了袖手旁观,为什么?

就是因为濮议中欧阳修的立场,让士林公议和他划清界限,让他成为恪守礼制之人的敌人,自诩为礼法卫士的人,谁会去援救敌人欧阳修呢?

通过欧阳修被诬陷事件,就能看出濮议对时人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,司马光们就是因为个人意气之争而因私废公,开始对人不对事,这对国家机器来说,伤害有多么巨大,可以参见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。

对英宗来说,他除了为自己的亲爹争到亲爹的称号外,就别无所获,如果他觉得能够玩弄执政和台谏于鼓掌之中、提高了皇权也算的话。

他的行为对大宋朝的体制来说,绝对是严重的伤害,他破坏了良好的国家机器运行制度,还给儿子神宗带来巨大的尴尬,最要命的是,濮议事件给北宋皇权脱离礼法束缚的笼子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
正是因为英宗闹濮议的行为,让大宋体制失去平衡,让聪明又有气性的神宗,不得不为父亲正名而努力地奋斗,逼迫自己去建立超越祖宗的丰功伟绩,为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而努力,为洗刷老父亲荒唐的形象而努力,为维护仁宗——英宗——神宗传承的合法性而努力,一辈子都在疲惫不堪的负重前行,最终心力交瘁而死。

······

假设一下,如果英宗像明世宗一样超长待机,濮议事件在他漫长的人生中,或许会变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后世也会出现像给明世宗洗白那样的人为他洗白,可(庆)惜(幸)的是,他只做了四年皇帝。

猴格也时常想,当英宗拿着吕诲攻讦执政的奏状故意咨询韩琦欧阳修时,韩琦欧阳修是否对英宗产生失望和寒心的情绪?

当神宗拿着王陶攻讦韩琦的奏状询问韩琦、韩琦慢条斯理说、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以把我绑走时,是否会对自己当初提濮议之事产生后悔的情绪?

当两人离开朝廷、离开中书、在夜深人静时,是否还会想起仁宗皇帝对他们的赏识和提拔?不知道想起时、负了仁宗的他们会产生什么情绪呢?愧疚么?

就是这样。

图片来自网络侵删。

作者有话说:这一篇其实是濮议篇的总论,思绪有点乱,写的东一榔头西一榔头,好像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完全表达出来,文笔渣真没辙啊!


参考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