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母亲那绝望而痛苦的神情，我不由得双膝跪下，向母亲解释说，这是上面的命令，不是我个人的意愿。
但母亲仍不原谅我，她甩开我的手说：“好吧，你去执行你上面的命令吧，不要再认我这个母亲，我现在就走！”
说着，老人家就流着泪，蹒跚地往外走，看到母亲那满头的白发，那痛苦的神情，我的心不由得一酸，忙跳起来，扑过去拉住母亲说：
“妈，我听您的，宁受处分也不杀杨杰了，您老人家息怒吧！我正打算送您和雪雪离开昆明，可我不能让您这样生着气走……”
我又赶紧把那几个特务叫回来，说情况有变，任务暂缓执行，而对毛人凤，我只好说，等我把家眷送离昆明再动手。
于是，毛人凤就催我尽快把家眷送往台湾，我担心毛人凤是要我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做人质，所以，我决定先让家人去香港暂住，视局势发展再做安排。
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时，妻子却说什么也非要我一同走，因为我与余素秋假戏真做之事，她早有耳闻，误以为我想支走她们，好与余素秋朝夕相处。
我一再向她解释说，那是工作需要。可她就是不信，我只好实话对她说：
“毛人凤早就有令，让我死守云南，即使云南解放了，也不准擅自离开。他已经向国防部为我申请了一份云南游击司令部司令的委任状，只要云南一丢失，我马上就得拉上云南所有的国民党武装进深山老林打游击。
你如果不愿走，那将来就得跟我进山打游击。反正毛人凤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肯让我去台湾的，他怕我会跟他争局长的位置。
我现在把你们安排到香港，也是为了我在紧急时刻好随机应变，不至于让我们全家都捏在毛人凤的手里……”
我这一番话，把妻子说服了，她虽然不完全相信我与余素秋只是为了工作，但却同意带着一家老小迁往香港。
于素秋（中）旧照图片来自网络
她一再叮嘱我保重自己，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，一有机会，就赶快离开云南到香港去，再不要搞什么政治了。
说服了妻子，我又去劝说母亲，母亲正在她房内的八仙桌前念佛，桌上摆了一个精致的小香炉，插着几炷青烟袅袅的供香。
老人家嘴里念念有词，手上不停地捻着佛珠。她听见脚步声，抬眼看了我一下，又微微地闭上。
我知道，她还在为杀杨杰之事生我的气，就赔着笑，向母亲说明了当时的紧张局势，劝她与雪雪一起去香港。
老人家开始说什么也不肯走，她说：“我走了，你想胡作非为吗？如果局势真的这么紧急，你不怕，我这把老骨头又怕什么？”
见母亲执意不走，我只好拉着母亲的手恳求说：“我不走，是因为有公务在身。如果因为工作而累及您老人家，我又如何担当得起？”
说着说着，我几乎要给母亲跪下了，母亲见我如此为难，才勉强同意去香港。
可是临别之时，当我把妻子、孩子一个个送上飞机之后，母亲却抓住飞机舷梯的铁栏杆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你把机票退了吧！我知道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你啦……”
望着母亲那苍苍白发和瘦小多病的身躯，一股生离死别之情顿时涌上了心头，我真想跪在母亲脚下说：“老人家原谅我吧，孩儿要尽忠就不能尽孝了！”
然而，我不忍再去增加母亲的痛苦，只好强装笑脸安慰她说：“看您想到哪里去了？不管打仗不打仗，我都会很快去看您的！”
母亲泣不成声地摇着头，还是不肯上飞机，旅客几乎都上去了，我只好狠狠心，双手抱起母亲，含着泪把她抱上了飞机。
送走了家眷，又接到毛人凤催我暗杀杨杰等五人的电报，于是，我不得不布置暗杀任务。
我准备让手下人同时干掉这五个人，我自己则带着电台到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军部去暂避一时，以躲过卢汉的追究。
余程万（左）旧照图片来自网络
正在我要下手之际，蒋介石突然从台湾飞到了重庆，并通知卢汉速往重庆去见他。
我知道，蒋介石亲往重庆，一定有新的部署，便担心昆明一声枪响会影响卢汉去重庆，所以连夜通知行动人员，暂缓动手，这才未构成我更大的罪恶。
1949年9月2日，卢汉接到命令之后，并未立即动身，而是推说身体有病，让龙泽汇代他去见蒋介石。
这一情况，使我和在云南的中央直属人员都非常紧张，我们担心，卢汉会突然来个兵变，对抗蒋介石。
于是，昆明附近的二十六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炮兵阵地的小钢炮全部脱去炮衣，炮口对准云南省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——五华山，我也亲自到卢公馆对面的观察点去窥视卢汉的行动。
显而易见，卢汉这几天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整夜在卧室里踱来踱去，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个没完，我也清楚，卢汉的焦虑不无道理。
当时，龙云在香港已通电宣布云南起义，而卢汉又是龙云的亲戚，是龙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蒋介石难道不会怀疑他与龙云采取一致行动，而把他骗到重庆去软禁起来吗？
但如果他不去重庆，情况也许会更糟，昆明附近，二十六军的炮口正对着他；八十九军和第八军的部队也很快会向昆明靠拢，一场恶战迫在眉睫。
我非常担心，这种内乱外压的局面会迫使卢汉破釜沉舟，起义投共，所以，我命令所有公、秘特务武装也进入一级战备，并随时与二十六军、第八军保持密切联系，一旦卢汉起义，就联合起来，一举把他镇压下去。
卢汉旧照图片来自网络
这种紧张局势持续了三四天，直到9月6日，蒋经国乘飞机专程来接卢汉，卢汉不得已，随机飞走了，情况才有所缓和。不过，这种缓和只是表面上的，卢汉的保安团仍然扼守要地，他的亲信、部属，日夜用长途电话了解他在重庆的情况。
一旦他在重庆被扣，他的部下定会大闹起来，昆明的局势，必定混乱不堪，因此，我和余程万、李弥等人丝毫也不敢有所松懈。
幸亏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，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担保卢汉，加之李宗仁也想在云南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已派桂系的张先炜兵团从百色逼近云南，蒋介石担心，中央军与卢汉保安团发生冲突后，李宗仁会乘虚而入，所以，当卢汉被迫答应在昆明来一次大搜捕，镇压云南的反蒋人士后，蒋介石就于9月9日把卢汉放回了昆明。
卢汉安然归来，我猜测他一定是答应了蒋介石的某些条件，果不出所料，卢汉专机刚到不久，我就接到电话，说徐远举已带十几名特务乘另一架专机，前往昆明。
放下电话，我马上让人为他们准备汽车和住房，并亲自开车去接徐远举。进了机场，我见到他们乘坐的飞机已经降落了。
我上前几步，抓住徐远举的手说：“你来得好快！我刚接到电话，你们就来了。”
他狡狯地冲我一笑：“这是老规矩，就是要让他们防不胜防嘛！”
我急于想要知道毛人凤派徐远举来昆明的目的，所以一上汽车就问：“毛先生有何新指示？”
徐远举也不急着回答，而是先掏出烟点着，然后对我说：
“你呀，怎么搞的？毛先生对你至今没干掉杨杰很生气。这是老头子指定的人，你懂吗？杨杰仗着自己在陆大当过校长，在军队将领中大搞反蒋活动，老头子恨透了他！”
听了他的话，我想，毛人凤看来要处分我了，可又一想，管他呢，如果撤销我的全部职务更好，我早就不想在云南这个火山口上待着了。
我一声不响地把车开回家，一进家门，徐远举就掏出一份名单递给我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毛先生和老头子定的抓人名单，让咱俩负责。”
一听这话，我知道毛人凤并没有要处罚我的意思，而是想让我“将功折罪”。于是，我打开名单，扫了一眼，第一个就是杨杰，第二个是云南省参议会副参议长杨青田。
我不禁问：“卢汉能同意吗？”
徐远举又狡狯地一笑说：“你老弟就放心吧，卢汉在重庆已经答应老头子啦！我们马上就抓杨杰，押送重庆。其余的人也赶紧逮捕。”
我走到阳台上，把杨杰家的住宅指给徐远举看，并把我原先的计划告诉了他。他点点头说：“那好！就按原来的计划去抓杨杰，晚上全城再来个大搜捕。”
谁知，这天去抓杨杰时，竟扑了个空，经调查才知道，杨杰已在当日上午，乘客机逃往香港了。
没抓到杨杰，毛人凤气急败坏，命令我们立即来个全市大搜捕。
当天晚上10点钟，全市开始戒严。军警、宪兵全部出动，马路两边都布上了铁丝网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抓人的警车和三轮摩托车不时地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，远远看去那一串串的车灯宛如黑夜中的鬼火。
我和徐远举分头率领军警、宪兵去查封各进步报刊、印刷厂，搜捕省参议会的进步参议员、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师生以及各进步报社印刷厂的工作人员。
民国警察搜捕检查旧照图片来自网络
为了减轻放走杨杰的责任，我们见人就抓，不管是不是黑名单上的人，抓住再说。
9月9日，一夜的工夫，就抓了300多人，把个昆明市搞得乌烟瘴气，后来，此次搜捕被称作“九九整肃”。
10日早上，市内的大搜捕刚一结束，徐远举又亲自率领特务，前往城郊的53兵工厂去逮捕黑名单上的人。
我领人搜捕了一夜，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云南省警察局刑警大队长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抓的人太多了，看守所已经装不下了，怎么办？”
我让他把能关犯人的房子全部腾出来。他答道：“能腾的都腾出来了。犯人连坐的地方都没啦！”
“那就让他们站着！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“现在站也站不下了。一间18平方米的牢房，就挤了40多个人！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就把刑事犯、小偷、强盗都放了。”
对方半晌没答话。我不耐烦地问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对方这才吞吞吐吐地反驳道：“那社会上不就乱了套？”
一夜的搜捕，虽抓了300多人，但我清楚，其中真正的共产党负责人并未抓到一个。杨杰走了，毛人凤对云南站的工作极为不满，现在又没抓到要犯，我必将再次遭到毛人凤的指责。
所以，我很烦躁，听见刑警大队长没完没了的询问，就更没好气地说：
“你怎么那么笨？现在你、我的责任是保住云南，对付共产党，那些刑事犯放出去，虽然乱了社会，但乱不了国家！”
说完，我把电话一摔，冲身边的秘书说：“马上请示毛先生，如何处理抓到的这些犯人！”
毛人凤的回电很简单：继续搜捕，我一两天内即赴昆明。
听说毛人凤要亲自来处理这些犯人，我倒松了口气，有他在，许多棘手的问题我就可以少担些责任了。
何况，我心里清楚，这种疯狂的大搜捕，不仅不可能挽救大局，而且还会激起民愤，导致云南丢掉得更快。
我身为云南站负责人，明知如此，却也不能有其他选择，只好等毛人凤前来，看看他有何高招。